风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惨烈，还是惨烈。这种感情是骨子里的体验，很难用语言描绘出来，因为一旦付诸于言词，往往变成一个大笑话，折杀了风的威严。数年前，当我和来自南部蛮夷却气候温良之地的老公相识，我曾试图描绘这种情感。当我讲道自己和很多人都曾头包着纱巾在风中行走时，他竟在那里毫无怜悯之情地大笑。在他眼里，我们这些裹着红色带金丝的半透明纱巾的北京大嫂和小妞儿，怎么看都象套着长筒丝袜的银行抢劫犯。这种造型，在今天想象起来，除了滑稽和搞笑，别无其它。他哪里知道，那红色纱巾的样式是当时的最in，这身打扮也是热爱生活的人们，在面对残酷的自然环境时对美的最后一点追求。

所以，我用30年时间渴望有一天到一个无风的地方过脸上不落尘土的生活。在那里，树叶只是象征性地轻轻晃动；永远不用担心头发和衣服被吹变了形；可以张着嘴呼吸，哪怕冒着得咽喉疾病的危险；眼睛总是大睁着，一脸无辜和无邪总比眉头紧锁和小眼儿巴叉要强。我以为悉尼是这样的一个所在，也以为我和风的缘分也该就此断绝，没想到却遭遇了另一段别样的狂野。

悉尼不仅有风，而且风力和北京还有一拚。即使是夏季，风起时也能听见啸吼，就象北京的冬天刮大风时，可以听见风似乎通过狭窄的管道的尖锐声，听上去好像身处发展中国家的西北荒漠，毫无遮拦地被自然力量所蚕食。这样的情景可能持续几天，也可能短暂得只有一个小时。去年复活节假期结束后的几天中，风刮了一个够，只听见救护车不停地呼啸而过，我当时猜测多半是老年人听见风的狂吼而心脏病发作。第二天出了门才意识到自己忘了风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最基本的影响，大、中、小学都停课一天，外面只能看到一些黄色黑线的工程车忙着收拾大风造成的烂摊子。不少大树都被刮断，住House的居民昨晚很可能与狂风做了一次惊魂动魄的交锋。看样子保险公司要忙了，因为大树没有少砸坏附近的房屋；另外，树肯定砸坏了电线和电缆，导致电力供应完全中断。实际上Hurstville北边几个街区刮风当晚都陷入一片黑暗，救护车不仅救人，还得抢修工程。如果在中国，这种情况简直难以想象。这就是为什么新闻里总是看到吉林一栋商厦着火，就会死掉一百个牺牲者；浙江一个寺庙塌了，就有两百多冤魂埋在下面爬不出来。人太多，密度太大，灾难也就总比别人来得重，但救死扶伤的努力却比别人打了许多折扣。可是人口过剩这种事儿，就象当妈的生了10个孩子，没钱也得拖着走，既然摊在了你头上，又不能一刀捅死，你又能到哪儿去哭呢？

要说悉尼的风和北京的风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当你身处风中时，对风的感觉是享受还是厌恶。不管悉尼的风有多大，都不会卷着沙子砸你玩儿，你可以真的“玉树临风”地无畏地站在那里，尽管头发是乱的，衣服到处飘，可你却没有觉得半点不方便。你知道这是大自然的一种形态，而且是不伤人的一种形态，它是爱你的，所以要你来分享它所有可能的形式。你欣然接受它，就象接受它的好意，领它的情。总之，你是一个识逗的人。可是在北京，风总是让你感觉大自然在惩罚你，在折磨你。你总觉得人和环境是对立的，你觉得它恨你，总想办法折腾你，不弄死你不罢休。我常常想：这样一种状态到底对人性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中国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总是那么对立，所以我们总是挣扎着去对抗我们所在的那个地理环境。我们试图欺骗它们，征服它们、和它们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们从来不可能真的去爱它们，我们的生活目的、意义和所谓的价值感和那些活在“人天合一”的世界的鬼佬必然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对生命的基本理解也总是以“艰辛”和“苦难”作为开始，以克服了多少挫折和 做出了多少牺牲作为结束。许多能量都这样被白白地消耗掉了。

我自己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从我知道这个论调起，也曾被灌输过无数批判它的言论。可二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已经不再重要，很多事情甚至都不再去想、去下定义，可是教育的力量还是无法将我改变。许多问题，思考到某一点上，总是会遇到它的瓶颈，许多其它的理论都不再行得通，只有那个看起来早就被许多人唾弃、批判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调子才游刃有余。其实，这本不是我想承认的东西，一如悉尼的风，好像根本不存在，但实际上却一直吹着……